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當新聞角色變成活生生的人

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絕對是近幾年最為優秀的台灣戲劇，因為本劇討論了台灣人最不想要討論也最不願意面對的課題。這幾年鄭捷捷運無差別殺人、王景玉小燈泡案讓社會群情激憤，多少次政府用死刑來安撫民心甚至是轉移政治焦點? 多少次法律人們總希望民眾靜心思考社會問題?我們又罵了媒體多少次嗜血卻又開心的點著低級新聞? 以上任一個課題都是個長篇大論且爭吵不休的主題，更何況要將多個課題譜寫成一部戲劇?

我們總說新聞記者愛編故事，媒體的每則新聞都是把事件編得合情合理，在如今媒體如此發達的年代，其實人人都不過是從新聞中找些說法，替我們身邊發生的事情找個合理化的緣由。為什麼有人會搶劫? 因為他窮到沒東西吃；為什麼她會被強暴? 因為她穿著太暴露了；為什麼有人被撿屍? 因為朋友沒有互相照料。以上的說法合不合理? 我想這世界上所有的說法都是既合理也不合理的，適用於A的說法不見得適合於相似於A的B，所有的事件都是獨立事件和個案，不過人類基於建立制度的研究精神，才想辦法分門別類及找出原因。這也是為什麼社會對鄭捷和王景玉憤怒至極的原因，因為我們總害怕沒有原因的事情，那讓我們無來由的沒有安全感。

鄭捷家境優渥，生活無虞，有圓滿家庭，也有人際關係，但最後卻犯下了隨機殺人案，這是違背理性思維的行為，超越了多數人對於犯罪者的想像。我們可以想像因為貧窮、匱乏或病末而犯罪，也可以想像為了求生存而販毒、賣淫或勒索，這是多數人可以想像的故事，但我們沒法解釋鄭捷的行為。正因為謂之所以恐懼，也因為社會躁動的情緒，所以媒體跟著搧風點火，讓已經激憤的情緒更加火上加油。

從來我們目光的焦點就只在加害者身上，鮮少將注意力放在其造成的影響上。加害者的父母、加害者的兄弟姊妹、法扶律師、法扶律師的家人、受害者家屬、媒體從業人員、精神科醫師、精神科病患等等的角色，其實都是因為這事件而造成影響的人物，但我們卻很少思考過他們。我們很少想到加害人的家屬會因此而被社會歧視，無論他們道歉多少次都無法改變現況，也沒辦法想像他們會經濟崩潰，因為媒體只會簡單報一句「神隱」。我們也沒法想到加害人的法扶律師會因為替加害人辯護，而被社會大眾或者被害人家屬威脅或是傷害，更沒辦法想像律師家人得一起扛著多大的壓力。每每生活周遭出現了精神疾病患者、精神障礙者甚至只是阿茲海默病患時，我們只知道擔心受怕，卻沒想過家人必須負擔的經濟擔子有多重? 當我們罵著媒體無良和嗜血的同時，卻忘了他們也不過是為了收視率和點閱率而不得不為罷了。

其實任一個角度都曾有專家學者或當事人，曾經發表過他們身處的角色或困境。你肯定曾看過阿茲海默家屬發文抱怨自己面對的難題，也肯定知道為了照顧失智的長輩他們必須額外付出的成本。你肯定也見過法扶律師和廢死團體在公開媒體談論他們的疑慮、理想和方向，只是你從未想過他們與家人在生活上所需要面對的壓力和困境。你肯定也知道媒體被收視率和點閱率掐著脖子，但你肯定沒法想像外電等較有內容的新聞，需要收視率的營收來購買。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把上述每個角色的生活都呈現在你我眼前，他們不再只是媒體口中「神隱的家屬」、「哭到崩潰的父母」、「義正嚴詞的廢死團體」、「跪下道歉的父母」、「道貌岸然的資深媒體評論員」，取而代之的是個有生活有家人有喜怒哀樂的活人。他們有無奈也有執著，他們不見得是個好主管，卻可能是個好家人，他們可能有些無可妥協的理想，卻在生活中願意步步退讓而交上朋友。

神奇的是任一個角度的文章都很難說服群眾，但如今一部劇選擇將所有角色在其中的心路歷程攤開在觀眾眼前時，觀眾反而多了些諒解和理解，說來還真是諷刺啊。不過齋主我衷心期待這部戲劇帶給社會更多的反思，希望某天我們談論這些難以理解的重刑犯時，能夠少一點恐懼也少一點憤怒，多一點冷靜。